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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黄梅戏演员-――马兰

著名黄梅戏演员-――马兰

  马兰,黄梅戏演员,生于1962年,祖籍安徽太湖。母亲是黄梅戏演员,父亲是舞台设计兼编剧。她1975年考入安徽艺术学校黄梅戏班,五年后分配到安徽省黄梅戏剧院。

  马兰扮相甜俊,表演细腻,嗓音甜美。擅演剧目:《女驸马》、《天仙配》、《龙女》、《风尘女画家》、《遥指杏花村》、《无事生非》、《西厢记》、《劈棺惊梦》、《红楼梦》、《梁祝》、《秋千架》及电视剧《严凤英》等。

  所获奖项:1986年中国戏剧梅花奖;1988年中国电视金鹰奖和飞天奖最佳女主角奖以及第二届全国电视十佳演员;1985年全国黄梅戏中青年演员广播大奖赛和1989年全国黄梅戏青年演员电视大赛十佳演员奖;还曾荣获文华奖和白玉兰奖。

马兰:从丑小鸭到白天鹅

本报记者 郭登攀

  提起马兰,大家立刻能想起那一段段脍炙人口的黄梅戏选段,《天仙配》、《女驸马》等。她是一位功底扎实、才华横溢的表演艺术家,唱作俱佳,生旦齐能,曾荣获多种戏剧大奖,并且在多部影视作品中饰演主要角色,像《龙女》中的海云花、《严凤英》中的严凤英、《遥指杏花村》中的红杏等等,她独特的艺术风采,像一首首流动着的诗,既博人观赏,又耐人寻味。记者在在近期采访了她,她谈到了自己的生活及先生余秋雨。

  父母希望我是一棵坚韧的草

  马兰出生在安徽省太湖县,母亲是一名黄梅戏演员,父亲是一名大学生,从事黄梅戏舞美设计工作。马兰出生的时候,正好上演一部电影《马兰花开》,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像电影中的小兰那样勤劳朴实,就为女儿取名为“马兰”。

  马兰讲起自己的童年时说:“记得我五岁的时候,父亲被批判,那时候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父母一直瞒着我们。有一天,父母把两个哥哥和我交给了一个乡下人,这个人不是我们家的亲戚,也不是他们的朋友,这个乡下非常偏僻,非常贫困。一天下午,一个高个子叔叔说,‘马兰,你别这么开心了,你爸爸挂牌子游街被打倒了……’我一听,知道这不是好话,我就一头撞向他,拿起石头就追着他打。过了很多年,我懂事以后就问爸爸妈妈,‘那时候你们为什么不来管我们?’爸爸妈妈说,‘是不愿意让你们小小的心灵留下不好的记忆。’我觉得父母给了我终身的启发和教育。”马兰动情地说。

  后来马兰的父亲到了县城的图书馆工作,负责看管杂志、报刊,这个图书馆成了小马兰的游乐场。在一堆堆被封起来的画报中,马兰看到了一张红线女的照片。“那时候没有看过古装戏,不知道传统戏曲是什么,但是我就莫名地被吸引了。于是我把这张上面打着差的彩色剧照偷偷撕下来,瞒着我爸妈一直藏在身边。从我的童年一直保存到少年,从少年一直保存到青年。非常巧,在1993年的时候,我在北京演出《红楼梦》时,看到报纸上登出一篇对我的表演艺术充分肯定的文章,我一看署名,竟然是红线女。我当时非常激动,他的言词对我充满了鼓励,给我提出了一些人生更高的标准和要求。我一直没有机会,跟红线女老师说一声‘感谢’。”

  虽然出生在黄梅戏世家,但是家里人并不希望马兰继续走他们的老路,外婆从小就教育她要好好读书。马兰是在不经意的情况下,在操场上给人家唱了一首歌而被县剧团的人看上的,后来却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没有被录取。“父亲的性格非常刚烈,当他听到这个消息时,他说一定要争取。这个时候艺术学校来招生,我就独自去了,后来考取了这个学校。在这个过程当中也遇到了一些麻烦,招生通知、体检报告都没有准时到我手上。后来我准备去艺校的那一天,妈妈流着眼泪给我梳辫子,爸爸给我买了一个很大的木头箱,然后问我,‘你要不要做演员?’‘要。’‘你后不后悔?’‘我不后悔。’”就这样,马兰向艺术之路迈出了坚定的第一步。

  因为胖只能演老太太

  已经40岁的马兰有着让少女羡慕的身材,苗条而婀娜,可是没有人知道马兰曾经是个十足的“胖妞”。因为肥胖,她忍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因为肥胖,她差点放弃心爱的表演生涯。

  马兰说:“说起来很好笑,刚上艺术学校时我很胖,上课的时候,老师问我为什么没有系腰带?我说,‘我系腰带了,只是因为胖,一个很宽的腰带最后在腰里皱成一小条了。’我们照像的时候,同学们排成一排,而我只能露半个身子。其他同学穿着漂亮的练功服,腿长长的,而我却像穿着棉衣似的,当时觉得很难为情。她们能演小姐、公主,而我只能演老太太。当时心里特自卑,夜里一两点钟,看到练功房里关灯了,我就悄悄赶到练功房练功。为了减肥,我就只吃面条,整整三个月没有吃一粒米。”

  因为肥胖,马兰的艺校生涯并不顺利,在毕业演出时,她没有上台。“毕业演出那天,正好是我18岁的生日,那一天我永远记得。前面锣鼓喧天的,大家又唱又跳。而我的任务就是给人家搬凳子、搬布景,连作品都没有。我一个人躲到小旮旯里,对着门,狠命地哭。那时候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减肥,要给自己建立信心。”

  我对艺术特别尊重

  从安徽省艺术学校毕业后,马兰被分配到了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第二年,马兰迎来了她艺术上的第一个春天。在香港,马兰主演了黄梅戏经典曲目《女驸马》,几乎一夜成名,她迅速成为黄梅戏的头牌女演员。

  马兰说:“我属于改革开放后的一代人,机遇比较好。当时黄梅戏舞台青黄不接,我们这一批同学刚毕业,领导希望这些孩子们能够展示黄梅戏舞台的新气象,他们就把担子全部压到我们身上。由于我在少年时期,自己给自己很多内心的折磨,可能我心里承受能力也相对好一点,所以当时我也非常努力。”

  在香港一炮走红后,马兰在国内也几乎是家喻户晓。通过舞台,通过电视,观众认识了马兰,知道她是一个长相漂亮、唱功好的黄梅戏演员。马兰的事业在这一时期也格外顺利,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她就担任了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的副院长。“那个时候,很多演出商包括观众,都不知道黄梅剧院在什么地方,黄梅戏在哪个省也不是很清楚,但知道马兰在哪儿。我答应做这个副院长,但提出四个要求,艺术上要尊重我的选择,不要强行命令我必须演什么,不能演什么,另外,时间上也要相互关照等等。”

  做头牌演员是很荣耀的,但也是很辛苦的。马兰说:“有一次演出,已经连演了11场了。当时下午5点多钟刚结束一场,晚上8点钟还有一场,说实话,我穿得里三层、外三层,而且全是绣花衣服,连上趟厕所都很困难,真是又累、又渴、又饿。我就说,‘能不能换 B组的演员来演?’剧场经理、剧团团长、老师挨个游说我,‘演吧,牌子挂出去的是你的名字,如果你不演,换了别人,把别人轰下去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我是含着眼泪唱完的。”

  马兰对自己的事业要求非常严格,她说:“我非常尊重艺术规律,这是我的专业,我必须给观众一个认真的交代。曾经有一个片商要请我拍一部黄梅戏电影,我一听故事梗概觉得不好,就拒绝了他。还有一次一位朋友让我帮忙演一场,但我听说是欢送某某的晚会,我就拒绝了。在我的演出史上从来没有为某一个人演过专场,再高的领导也不能破例,虽然得罪了朋友,但我坚持了原则。类似的事情挺多,作为一个剧种的领头人,你的形象代表着团队的形象,所以我不能够有丝毫的大意。”

  选择余秋雨不后悔

  和余秋雨结婚后,马兰的社会角色似乎有了一个微妙的变化,对于他们的结合以及他们的社会形象,议论很多,但是马兰有自己的看法。

  “要说完全没有干扰、没有压力也不真实,我们两个人的心理素质还算比较健康,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都还能承受。我们两个人天性都非常善良,这也是我们能走到一起的非常重要的原因。所以这些年我觉得没白活,不管是走的路,看的东西,经历的事情,尤其是余秋雨,我觉得他真是经历了丰富的人生。尤其是他冒险在外面考察这几年,在国内还要承受很多舆论的东西,挺不容易的。但是我可以这样说,我挺为他骄傲的,也使我的人生丰富了很多。”马兰说。

  对于余秋雨和马兰之间的相互帮助,马兰说:“他一般都从文化的角度、从美学的角度给我提出一些更高的要求。我们上海一个家,深圳一个家,家不大,但都有一个排练场,做一些练习,做一些实验。我也用我的方式参与他的工作,他的每一篇文章出来我是第一个读者,然后我就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不太演员腔的自然方式读给他听,然后他回书房修改。这个过程等于他在照镜子。他在学术上是非常严格的一个人,讲究到每一个标点符号的用法。”

  “其实这些年,我看到很多关于余秋雨的说法,有的带有人身攻击,有的是恶意编造的东西。我当然很难过,有的时候也很愤怒。我非常了解我的丈夫,他是一个极其善良的人。有的时候我背着他也跟他的朋友、同学聊起我们所经历的事情,当我看到他的同学、朋友对他的肯定时,我心里非常踏实,我觉得我还没选错人。我难过的是,在他冒险在国外考察人类古文明的时候,当时真是不知道生命会消失在什么地方。国内已经狼烟四起,铺天盖地都是批判他的文章,我又不敢用长途电话告诉他,但我为丈夫感到自豪,我支持他用生命去寻找中国的文化。有这些东西,就埋没不掉余秋雨,反而像他说的,他会因此过得更充实。”马兰为自己的丈夫而骄傲。

  马兰在讲起余秋雨在国外那段冒险的经历时,她说:“在约旦的时候,在一个山口里,我跟他分手,他让我回去好好工作。我就祝他一路平安。他的手扶在车窗上,一路灰尘,车窗留下一条很深的手印,车上所有的人都嚎啕大哭,人人心中都隐隐地觉得这张脸、这只手可能是这辈子最后一次见到了。当时我就想,如果这辈子这张脸再也不能活生生回到我眼前的话,我这一生也没白过。”

  马兰说,在那段时间里,每天都看电视,每天祈祷他们在外面都能平安。在伊拉克的时候,他们失踪了两天,完全断绝消息,那两天她没吃、没喝、没睡。在这样的情况下,余秋雨每天要做节目、要奔波、要考察,还要写文章,往国内发送,他是用自己的生命走这条文化路,马兰觉得这非常不容易,而有些人连他的文章都没有看全,就恶意中伤,字里行间看得出来,就是人身攻击和恶意诽谤,她真觉得很痛心。

  马兰的父亲已经是近80岁的人了,每天看到报纸上大大小小的攻击余秋雨的文章,他就把报纸全部藏起来,用塑料袋装好,压在沙发的角落底下。当时马兰看到这一切非常难过,但她从来没有流过眼泪,她说,今天不会,以后也不会。余秋雨回国以后,跟马兰说了一番话,“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的老百姓过上了好日子,无论是物质上,还是舆论自由方面都是空前的开放,这需要有人付出代价。我愿意牺牲自己来付这个代价。让有些人能够畅所欲言。”“那对你不公平。”马兰说。“没事,这样我会活得更结实一点。”听了这些话,马兰觉得对于人生来讲,这是受到了很好的锻炼,你既然是男子汉,就必须承受这一切。

  马兰跟着余秋雨在世界各地考察的时候,对人与人需要沟通有更深的体会,她说:“我跟余秋雨两个人都追求善良,我们人生有很多的理想是一致的。我们希望人和人之间有好的沟通,不同的文化没有关系,不同的语言没关系,不同的种族也没有关系,希望大家都能够沟通。当我跟着他在世界各地走的时候,这一点我更深有体会。我走到耶路撒冷,走到埃及,我们出行都要有装甲车驾着机关枪前后护送,我真觉得人与人之间多么需要沟通,多么需要理解,多么需要珍惜。说小一点,我们两个人从来没有吵过架,他也有急的时候,我如果不想听,他就会立刻把电话挂掉。有的时候我话讲一半,他的电话就挂了,他让我冷静一下,想好后再谈。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但是我从来没有说过伤他、伤感情的话。”

  近两年来,马兰很少登台演戏了,她最后的演出剧目是和余秋雨合作的《秋千架》。“《秋千架》只是我们在艺术追求过程当中一个段落性的作品,《秋千架》和《红楼梦》我还会重新打造。我没有放弃观众,我心里面360天天天都惦记着观众,我真希望知道大家爱看什么,然后我努力打造出大家特别想看的好作品。目前我正在跟一些音乐家合作、实验,大概明年上半年会有一台非常新的作品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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